近日媒体报道，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梁鹰透露，整个2013年的立法工作有三个特点，就是提高质量、引领改革、保障实施。梁鹰称，之前因为改革的需要，经常出台一个文件，突破法律进行改革，等一些试点完成再总结经验，然后出台法律来巩固改革的经验，今后这种情况将不会再有，“即便是先行先试、制度创新，也要先有法，要不就要有法律授权，不允许再存在法治轨道之外的所谓试点”。
“法律未修改，不允许有试点”，经过媒体的归纳，这一观点迅即引发了公众热议。之所以如此，当然是因为“先行先试”深刻影响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，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变化。可以认为，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，如果没有“先行先试”，就不会有深圳等经济特区，中国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也不会有现在的面貌。
今天，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，转而强调“不允许再存在法治轨道之外的所谓试点”，其初衷如何，意义何在？一方面，是先行先试暴露了不少弊端，尤其是改革进入深水区、利益纠缠已经压倒意识形态争论的时候，在某些人士那里，“大胆先行先试”可能会成为突破法律约束谋取不当利益的借口。另一方面，几十年改革开放所积累的物质和精神文明，已经奠定了中国成为一个常态国家的基础，像过去那样，国人面对明显越过法律的行为，依然见怪不怪甚至赞赏有加已经变得十分困难。近年来，“法治思维”、“法治方式”成为高频率的词汇，其故盖在于此。
走向常态化的法治国家，就应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，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”。既然如此，“不允许再存在法治轨道之外的所谓试点”宛如水到渠成，实在毋庸惊诧。
然而由于“先行先试”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，一旦遭到禁止，人们自然会产生一丝担忧：中国的改革是否会因此停滞？这里凸显的实际是一个究竟该由试点还是该由法律引领改革的问题。如果说在以往特定时期，试点引领改革发挥了特殊作用，尽管同时埋下了法律被虚悬的隐患，以历史的眼光，其成绩不能一笔抹杀，而今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，以法律引领改革当是应有之义。把任何改革事项都纳入法治轨道，这种做法也许见效未必神速，但由于排除了隐患，其利在长远。
应该由法律来引领改革，在法治社会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判断。但众所周知，法律虽然是社会生活的反映，可一部法律从提议到制订往往旷日持久，与瞬息万变的现实相比，难免出现某种滞后。而中国法律这方面的问题似乎尤为突出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强调，“一部法律必须接地气、真管用”，“立法时能具体则具体，能明确则明确，要提高法律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”，所指向的都是一些法律滞后于现实、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都有待提升的缺陷。
必须确保法律的权威，然而现行法律又往往不尽如人意，这似乎是一对矛盾。如何解决这一矛盾？据梁鹰介绍，习近平总书记对法律与改革的关系作出过指示：凡属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，需要修改法律的可以先修改法律，先立后破，有序进行。解决矛盾的办法在这个指示中已经呼之欲出。确保法律的权威，这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一个大前提，在这个大前提下怎样面对法律未必良善的问题？只有一个办法：加速立法改革，提高立法质量。
经过近年来的立法实践，如何提高立法质量，中国不乏一些好的措施，无论是改以往的通过后评估为表决前评估，还是开门立法广纳民意，都使近年来颁布的几部法律更加贴近现实生活，更加科学、有效和可行。
只要立法质量得以保证，而且法律的权威不受到任何力量的动摇，中国就再也不会需要敢置法律于不顾、大胆先行先试的“英雄”。也许这正是一个崭新时代到来的证明。
（原标题：[社论]依法治国，中国不再需要“先行先试”）
